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政治无意识：一个前定量历史学家的自白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r, Confessions of a Former Quantitative Historian作者：小威廉·休厄尔（William H. Sewell Jr.，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引用：Sewell Jr., William H.. "History.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r, Confessions of a Former Quantitative Historian". The Politics of Method in the Human Sciences: Positivism and Its Epistemological Others, edited by George Steinmetz and Julia Adams, New York, USA: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73-206.
这篇文章是学术论文和个人反思之间的桥梁。我将回顾四十多年来，也就是从我1962年在伯克利开始读研究生以来，社会史在美国历史专业中非同寻常的发展。这四十年正是通常被称为“新社会史”（new social history）的四十年。“新社会史”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迅猛发展，到80年代和90年代又意外迅速地被“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取代。新社会史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标志着历史专业中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科学实证主义（social scientific positivism）的高潮。同样，最近社会史被文化史所侵蚀，也意味着实证主义方案在该学科中的边缘化。我不打算在这篇文章中研究社会史或文化史的成就，而是专注于支撑这两种类型历史研究的认识论（epistemology）和方法论（methodology）预设。我特别关注认识论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就社会和文化史而言，这种关系复杂而矛盾，有时甚至不合常理。我基于自己在该领域的经验来探讨这一切。我希望从一开始就表明，我完全参与我所记录的历史，我的批评应该被解读为一种自我批评的形式。我的政治解释模式属于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一种形式。我试图指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形式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地）影响了社会和文化史的政治。虽然我的标题引自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著作，但我研究社会文化史的思想史方法与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一脉相承。像威廉斯一样，我试图追溯“情感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在话语中的出现和表达——但是在历史写作中，而不是在文学中。这种“情感结构”来自作家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根本转变。读者还会注意到，乔治·斯坦梅茨（George Steinmetz）最近的著作对我影响很大，他将战后美国社会学的认识论历史与福特主义（Fordism）的兴衰视为一种宏观经济和宏观社会监管模式。我对历史专业发展的阐释在许多方面都是斯坦梅茨主题的变体。我的思考不可避免地受到自己独特经历的影响，主要有三点。第一个原因是我研究法国历史。美国的法国历史学家自然受到了强大而著名的“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影响，该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的社会史和20世纪70年代的文化史中引领了国际潮流。这往往会给法国历史学家一种历史学先锋的感觉，也意味着政治史的吸引力变得特别弱，而在法国以外，政治史通常是绝大多数历史学家的专长。对于研究德国、美国、英国或印度的美国历史学家来说，过去四十年的历史可能显得非常不同。第二个原因是，我从小就是一个实证主义者。我的父亲（威廉·休厄尔）是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他的毕生目标就是使他的学科更加“科学”。他帮助建立了威斯康辛大学著名的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系，并使社会学获得了联邦政府的资助，尤其是美国精神卫生研究中心（National Institutes of Mental Health）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我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对科学实证主义观点是从我父亲膝下学到的。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可以追溯到我的研究生时代，它试图解释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的实证主义概念对比较史的作用。我还完成了一篇应用大量定量研究的论文。很明显，我比大多数同时代的社会史学家更具有实证主义视角。我远没有受到历史系的普遍制约，这是我的经历的第三个特点。即使在研究生院，我的训练也是跨学科的。我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史的跨学科领域，我完成了经济学的重要课程，并涉猎了社会学理论方面的一个小领域。此外，在我获得第一个学术职位后的三十五年中，我只有十年完全供职于历史系。除了纯粹的历史系任命（1968年至1975年在芝加哥大学，1980年至1983年在亚利桑那大学），我还有一次为期五年的跨学科社会科学任命（1975年至1980年在高等研究所的社会科学学院），并且有七年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联合任命（1983年至1985年在亚利桑那大学，1985年至1990年在密歇根大学）和十三年的政治学和历史学任命（1990年至今在芝加哥大学）。这种不同寻常的跨学科专业经验意味着，我实际上参与了这几个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方法论和修辞实践的大量观察。这无疑使我比大多数历史学家更清楚地认识到学科认识论实践的广泛性和“文化建构”的特点，也因此我比一般的历史学家更对理论感兴趣。当然，这最后一点也可以反过来理解，也许正是我对理论的兴趣导致了我不同寻常的、跨学科的职业生涯。尽管有这些经历方面的特殊性，但我并不认为我的方法论或我的历史研究风格与我们这一代社会史学家的主流有根本的不同。我一开始是坚定的新社会史学家，并在早期研究中大量使用定量数据；随后，我越来越倾向于文化方面的研究。正如我在后面论证的那样，这种轨迹在我这个年龄段的历史学家中其实是很常见的。同时，我的政治观点和经历在我这一代的历史学家中几乎是令人尴尬的典型。像我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我参与了一系列“60年代”的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包括民权运动、反对“越战”的运动、大学反叛（在我看来是伯克利自由言论运动）以及反主流文化。70年代，我不再热衷于政治参与。这既是各种运动活力下降的结果，也是我个人和职业生活变化的结果。我增加了家庭责任，也是坚守教职的要求，也需要为了获得终身职位而出书。不过，我在政治上仍然是左派，并最终成为里根和老布什时期被右翼评论家抨击为“终身制激进分子”（“tenured radicals”）之一。确实，在名牌大学的历史系，这类人特别多。1971年，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谈到社会史时指出“该领域正处于显而易见的繁荣状态”，并且“现在是做社会史学家的好时机”。对于像我一样在60年代进入研究生院的一大批历史学家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好时机。同学们选择写社会史主题的论文，并在快速扩张的美国大学制度中以一种现在看来几乎令人厌恶的方式获得了好教职。这一代崛起的社会史学家大部分都是自学成才。我们寻找那些想帮助我们写论文的导师，但发现很少有人能给我们详细的方法论指导。我们主要通过学习社会学、政治学或经济学的课程来学习方法和理论。在美国大学和国外有一批老学者，他们的研究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模式，但我们只读过他们的著作，但是不认识他们。对我影响最大的是1963年和1964年出版的三本书，那时我正在写开题报告。这三本书分别是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旺代：1763年反革命的社会学分析》（The Vendée，1964年）和史蒂芬·塞恩斯特罗姆（Stephan Thernstrom）的《贫穷与进步》（Poverty and Progress，1964）。但是，在上世纪60年代结束之时，老一辈新社会史学家都还处在他们生涯的青春期。正是我这批社会史学家的入行，以及我们在70年代的文章和专著的大量涌现，确保了社会史在美国的崛起。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新的社会史已经在学院中奠定了深厚的地位，并迅速占领了这个领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几十本社会史专著。关于社会史的文章不仅充斥着专门的社会史期刊，而且还充斥着《美国历史评论》（AHR）和《现代史杂志》（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等期刊，社会史学家获得了终身教职，并在所有部门迅速晋升。社会史的兴起不仅代表了新一代历史学家的到来，它还影响着历史学领域深刻而持久的知识转型，类似于范式的转变。社会史代表了主题、方法和知识风格的变化。它最重要、最深远的影响是极大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而这种扩大是双重的。首先，社会史研究以前被历史学界忽视的人的范畴。社会史学家倾向于研究那些默默无闻的人：仆人、工人、罪犯、妇女、奴隶、店主、农民和儿童，而不是以前学术研究关心的政治和伟大思想。这种对被遗忘的、数百万普通人的兴趣显然与60年代政治活动的民粹主义倾向保持一致。其次，社会史并不只关心狭义的政治，而是试图捕捉普通人的全部生活经验：工作、育儿、疾病、娱乐、异常行为、亲属关系、流行的宗教、社会性、生育、消费。因此，社会史不仅研究了新的、人的范畴，而且提出了关于他们的新问题。为了回答新问题，它使用了新形式的证据。之前不觉得可以用于历史研究的各种记录突然成了宝藏：古老的人口普查手稿、税务登记册、遗嘱、咨询书、财产清单、流行歌曲、城市目录、互助会章程、建筑许可证、婚姻证明、洗礼和死亡记录，所有这些都成为社会结构、机构和数百万普通人生活经历的证据。这些新文献形式也受到了新分析方法的影响。新社会史的特点之一是系统地使用定量方法。社会史学家研究的人群往往是文盲，即使是那些有读写能力的人也很少留下能揭示生活的文献。但是，当这些人缴税时，当他们被征召时，当他们登记出生、结婚和死亡时，当他们被人口普查统计或被警察逮捕时，他们就会与公共当局发生联系。通过这些单薄而刻板的信息，历史学家能够汇总普通人与公共当局的关系，并且重建这些匿名的生活轨迹。因此，量化这种分析方法与社会史的激进扩张密切相关。历史学家从社会科学中借用了定量方法。但是，这种借用所涉及的远不止是一套方法的简单搬运，伴随这些方法而来的是一种独特的理论和认识论。我们倾向于将所谓的“传统叙事史”（traditional narrative history）视为缺乏理论的、和知识上的破产，所以邻近的社会科学领域（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口学和地理学）看起来非常有吸引力。当然，这些领域本身在战后也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转型。正如乔治·斯坦梅茨为社会学所做的详细介绍，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实证主义和量化方法在这些领域取得了胜利，并且联邦政府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到了60年代，量化社会科学在学术界具有很高的声望，它们在方法论上似乎比历史学更严谨，在理论上更成熟。毫不奇怪，他们的实证主义和客观主义立场被带到了新的社会史中。这种变化为社会史构建了独特的认识论对象。新的社会史学家的“社会”首先得是社会科学家称之为“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的东西。社会结构是客观的、超个人的模式或力量，行为者（agents）充其量只能不完全意识到这些模式或力量，并且这些模式或力量严格限制了行动者的行动和思想。这里的“社会结构”包括职业分布、商业周期、人口模式、继承制度、财富等级、城市定居模式、土地使用权制度等等。这些社会结构在历史记录中留下了可触摸的痕迹，尤其呈现为那些可量化的数据记录。鉴于此，社会结构在本质上独立于政治或思想史。事实上，我们经常争辩，社会结构构成了政治和思想发展的基础条件，甚至是决定性因素。量化历史的“硬数据”与政治史和思想史的“软数据”之间的区别，巧妙地暗示了决定性的社会结构与决定性的政治和文化之间的潜在本体论区别。简言之，社会史的兴起意味着对历史知识的主要对象的重新定义，从政治和思想到匿名的社会结构，我们有了获取对象知识的新手段。当然，我刚才概述的新社会史范式是一种理想的类型。并非每个社会史学家都坚持这种认识论的一切。例如，那些深受人口学或生态学影响的人，往往特别热衷于量化方法和硬数据，而那些研究叛乱和社会运动的人则倾向于将量化数据与档案、回忆录、报纸和口述史数据相结合。但是，尽管社会史学家之间存在着内部差异，但是我们在争取该领域的认可时往往处在同一战线上，主张跨学科借鉴的必要性，主张承认定量方法是历史学工具的一部分，主张将历史学的主题扩大到政治和伟大思想之外，主张承认普通人经历和个人历史的重要性。在我看来，这些论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社会史确实成功重新定义了历史知识的对象。我甚至可以说，社会史在该领域短暂获得了霸权。尽管社会史学家在数量上从未占到多数，但他们的霸权意义在于，他们成功地界定了历史学辩论的条件，因此政治史和思想史学者开始提出更多的社会史问题，并尝试采纳新的方法。这种趋势与崛起一代社会史学家的政治承诺和情感之间关系复杂。社会史学家的政治承诺本身并不简单。我已经说过，量化技术与60年代激进主义的强烈民粹主义冲动十分吻合，因为量化技术能够详细研究人口中的阶级或范畴，而这些人在更传统的历史学家所使用的文献中很少现身。换句话说，量化追求“自下而上的历史”，这是民粹主义目标的重要途径。但是，社会史学家的政治也可能使他们对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拥抱变得非常矛盾。要知道，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决不限于民粹主义的高涨。对于当代美国社会的官僚主义，人们表现出强烈的反感。这也是60年代的特征。尤其在反文化方面，60年代的激进主义拒绝“大政府、大企业、大劳工市场”——这三者是战后美国（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的主导，后来被称为福特主义。福特主义的一揽子计划结合了大规模生产技术、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稳定的集体谈判制度、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管理、充分就业战略、福利制度和社会福利。21世纪初，美国资本主义的超竞争性、掠夺性和极度非平等主义使得福特主义的监管模式看起来非常人性化，是一种准社会民主的、“我们已经失去的世界”。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福特主义的优势（如经济稳定和稳定的高生产力）几乎没有年轻的批评者注意到，因为这些优势似乎是现代性本身的必然结果。同时，福特主义资本主义的缺陷，特别是企业的顺从、官僚的垄断、压抑的道德和大众文化的僵化形式，是显而易见且令人厌恶的，至少对学生运动中的年轻识分子来说的确如此。在很大程度上，60年代运动的反文化风格（迷幻音乐、改变意识的药物、对“东方”冥想文化的迷恋、离奇的服装风格、性自由）是对福特主义社会经济管理模式标准化的反抗。虽然左派政治运动和反文化绝对不能划等号，但如果不探索和接受反文化的一些新兴可能性，在那个时代就无法参与政治运动。我相信，20世纪60年代政治中的这种反福特主义倾向，或多或少让很多社会史学家产生了对定量方法和实证主义哲学假设的潜在矛盾心理。我也不例外。我认为，不可否认的是，定量方法对于克服“传统”历史的“精英主义”，对于扩大历史的社会范围和主题，囊括穷人、被压迫者和被边缘化者的生活，是有用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我们这些社会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在采用定量方法时，我们接纳了“大科学”的官僚主义和归纳逻辑，这也是我们希望批评的制度的一部分。至少在我这里，这种意识部分来自与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左派学生的接触，这些学生在60年代就开始批评他们领域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盲点。斯坦梅茨认为，这些批评基于反福特主义议程。回过头来看，我想说，我们这些新的社会史学家发现自己处于客观上的矛盾境地，即使用“大科学”的福特主义方法来追求至少是部分地反福特主义的政治议程。我自己的矛盾心态的一个标志，我相信也是我许多同时代人的矛盾心态的标志，就是E.P.汤普森的研究所发挥的非凡作用，甚至对那些像我一样热衷于拥抱量化历史的新社会史学家来说也是如此。我们中的许多人都非常钦佩汤普森的研究，尽管他对量化有强烈的敌意——几乎是过敏的，他认为量化是对生活经验纹理的暴力抽象。他自己的著作探究了英国穷人的思想、情感和经验，并试图将他们解救出来。现在回想起来，汤普森之所以如此吸引人，我认为部分原因在于，他使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在19世纪初英国的胜利看起来是一个偶然，而不是必然。并且，他以如此生动的细节阐述了工人阶级社区所倡导的替代方案。汤普森有着极其丰富的工人阶级经验，他对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国不同的、充满活力的、反叛的生活形式进行了令人信服的重构，在那些谋求激进替代方案的年轻男女中引起了共鸣。因此，对于新的社会史学家来说，将E.P.汤普森与他们的定量社会学混合在一起，在他们的定量分析中加入他们所能收集到的关于穷人生活经验的内容，是很常见的做法。至少在我自己的案例中，关于生活经验的定性材料是对我定量研究核心的一种补充。我当时把定量研究比作骨架，而把定性研究比作补充（肉和血）。总之，尽管定量历史研究在60年代末看起来既令人兴奋又有政治吸引力，但我们拥抱量化的道德矛盾性和我们认识论立场的不连贯性可能使我们在文化转向开始后变得脆弱。早在1971年，也就是我完成博士论文的那一年，我就开始对实证主义定量历史的局限性感到失望了。在我看来，尽管定量方法使我们能够越来越多地了解塑造人们生活的结构性限制和社会力量，但它没有为人们如何真正理解和处理这些力量与限制提供指导。赖特·密尔斯（C. Wright Mills）将新社会史的认识论称为“抽象经验主义”（abstracted empiricism）的思维模式，但事实上忽视了有关能动性（agency）、文化（culture）和经验结构（texture of experience）的有趣问题，而这些问题是E. P. 汤普森工作的核心。我不知道这种疑虑从什么时候开始困扰其他新社会史学家，但显然我并非唯一一个。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史”转向最初是新社会史学家们开创的。例如，我自己的法国史领域有琼·斯科特（Joan Scott）和林恩·亨特（Lynn Hunt），他们和我一样，从早期的定量模式研究转向后来的文化史研究。与新社会史的兴起不同，新文化史的兴起继承自60年代那一代学者的历史实践转变。回头看来，我把自己从社会史到文化史的转向看作60年代激进主义的、反福特主义层面的延续。我强烈怀疑，许多其他人也受到类似潜在政治动机的影响，但在讨论历史的文化转向的政治文化动力之前，让我多说几句这次转向发生的时间和方式。我走在新社会史的抽象经验主义的道路上，这也是其他一些人遵循的道路，受文化人类学启发。人类学提供的是一种获得意义（meaning）的方式。当然，关于意义的历史问题在思想史领域已经有了重要地位。文化人类学的美妙之处在于，它不仅可以在伟大思想家的文本中，而且可以在普通人的仪式、惯例、语言和日常行为中追寻这些问题。可以说，文化人类学使得一种关于贫困、边缘化、受压迫、文盲或半文盲群体的思想史成为可能，而这些群体的研究正是社会史的“面包”和“黄油”。社会史转向人类学体现了社会史的扩张精神。使用定量方法使社会史学家能够掌握塑造穷人、边缘人和受压迫者生活的社会、经济或地理结构，同理，使用人类学方法也能使我们掌握这些人的文化系统。因此，采用人类学的方法是一种扩大或补充社会概念的手段，在熟悉的社会结构中增加文化结构。人类学意味着，文化结构不是基本社会结构的反映或产物，而是在本体论上与它们具有同等地位。因此，尽管文化结构之探索与社会史之扩张相一致，但转向人类学却带来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影响。这是因为人类学——至少是历史学家倾向于接受的格尔茨式（Geertzian）的“象征人类学”（symbolic anthropology），与新社会史的实证主义认识论和客观主义本体论根本不相容。与新社会史的假设不同，文化人类学的分析认为，社会结构先于社会行动，也就意味着，社会世界由组成它的行为者的阐释实践构成。科学家用硬数据的分析揭示客观社会世界的结构，但人类学转向的社会史学家不得不将自己重新塑造成主体间文化模式的阐释者。文化人类学意味着，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是社会生活的具体基础或骨架，本身也是人类行为者阐释的产物。当然，在某些方面，文化人类学只是重申了新社会史学家早就在E.P.汤普森的作品中遇到的主题。但是，E.P.汤普森的工作本身体现了文化和历史唯物主义阐释策略之间的张力。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分析中成了决定性因素。即使不屑于使用定量方法，E.P.汤普森最终还是坚持了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首要地位。但格尔茨的文化人类学完全没有汤普森那种唯物主义。因此，对于一个谙熟新社会史的人来说，文化转变是令人兴奋的，但也令人深感不安。我认为我和别人一样，这种转向突然重塑了一个人的知识和道德世界。我最初的转向发生于1972年至1974年，主要受到伯纳德·科恩（Bernard S. Cohn）和罗纳德·因登（Ronald Inden）的影响。到了1975年至1976年，我的人类学转向在高等研究所得到了有力的巩固和深化。当时我参加了一场关于象征人类学的特别研讨会。这个研讨会由格尔茨领导，与会者包括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希尔德雷德·格尔茨（Hildred Geertz）、詹姆斯·费尔南德斯（James Fernandez）、大卫·萨丕尔（David Sapir）、罗萨尔多夫妇（Michelle Rosaldo和Renato Rosaldo）、艾伦·巴索（Ellen Basso）和基斯·巴索（Keith Basso）、社会学家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以及五位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威廉·雷迪（William Reddy）、拉尔夫·吉西（Ralph Giesey）和我本人。这次研讨会引发了人类学和历史学之间关系的激烈讨论，这种讨论蔓延到午餐桌上和后来普林斯顿大学的谢尔比·科勒姆·戴维斯研讨会（Shelby Collum Davis seminar）。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的这种互动让我强烈地感觉到，我自己对文化人类学的兴趣印证了这两个学科之间更大的融合。人类学家似乎对本学科的历史化感兴趣，历史学家则对将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应用于历史感兴趣。不过，我也可以证明，转向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会招致以前新社会史同事的极大敌意，尤其在我的劳工史子领域，任何带有“唯心主义”（“idealism”）的东西都被视为政治和知识的叛变。但是，人类学家生动而有说服力的民族志具有双重承诺。首先，跨学科方法可以发现意义的结构或系统，意义不亚于定量研究发现的社会结构；其次，这么做可以恢复历史中被新社会史边缘化的、有意义的人类行动。简而言之，人类学史似乎是一次冒险，但也是一次不可抗拒的知识冒险。把定量方法和阐释方法结合起来并非不可能，但确实需要一些平衡。此外，在对过往文化系统的开拓性搜索中不乏陶醉和发现感，使得社会史学家很难在实践中维持一种综合的、社会学兼人类学的研究策略。相反，我们中的许多人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文化研究中，把我们的数据集、图表和统计表抛在脑后。我自己的经验表明，在实践中，把文化史和社会史结合起来非常困难。我最初接触文化人类学时，正试图将我关于马赛工人的论文出成书。但在完成任务之前，我最初提交给象征人类学研讨会的一篇受人类学启发的文章突然变成了一本非常不同的书，使我关于马赛的研究中断了数年之久。当我回到马赛项目时，我只设法出版了高度统计学和完全是社会学的第一卷，而我实际上计划的是两卷本。第二卷正是为了将文化和统计方法结合起来而设计的，但最终没有写出来。社会结构和工人阶级激进主义的关系问题在60年代和70年代很有说服力，但到了8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对这些已经不感兴趣了。在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再是一名社会史学家了。并非所有社会史学家都是通过人类学的方式进入文化史的，另一条可能更常见的途径是通过文学研究。70年代，文学研究被德里达、拉康和福柯等后结构主义改变。确切地说，社会史学家如何协商文化转向，肯定取决于当地的知识生态。我在芝加哥大学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工作使我处在70年代历史学和人类学的两个主要十字路口。琼·斯科特和林恩·亨特这两位与我同龄的法国社会史学家也进行了文化转向，他们主要通过和文学家的联系实现，所以方式迥异。亨特在她的过渡性著作《“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1984）的序言中解释道，她在开始研究时有一个“不一样的想法”，但后来“越来越变成了一种文化分析”。她把这部分归因于“我在伯克利的朋友的影响”，但没有提到这些朋友是谁。然而，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亨特1983年在著名的跨学科期刊《表现》（Representations）创刊时担任编委，也就是在她出版《“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的前一年，来了解她的社交圈子。对编委的学科分布进行快速分析后发现，编委中有七位英语教授、两位法语教授、三位历史学家、一位人类学家和一位（非常特立独行的）政治学家。这种与人文学科的关系也反映在亨特书中第一部分（题为“作为权力的诗学”）的理论参考中，她引用了让·斯塔罗宾斯基（Jean Starobinski）、肯尼思·伯克（Kenneth Burke）、苏珊·苏莱曼（Susan Suleiman）、诺苏普·弗莱（Northrup Frye）、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福柯、雅克·德里达和贡布里希（E．H. Gombrich），以及历史学家波考克（J. G. A. Pocock）、恩斯特·康托洛维茨（Ernst Kantorowicz）、莫娜·奥祖夫（Mona Ozouf）和弗朗索瓦·傅勒（François Furet）。唯一提到的社会科学家是涂尔干（Emile Durkheim）和无处不在的格尔茨。琼·斯科特在布朗大学任教并担任彭布罗克妇女问题研究中心（Pembroke 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men）主任期间完成了文化转向。在她为《性别与历史的政治》（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1988）所写的序言中，斯科特指出，这些文章源于该中心的研讨会上的对话。在研讨会上，在女性主义“文学学者”的包围下，她“被迫认真对待后结构主义理论，并与它对社会史学家的影响进行斗争”。因此，斯科特书中的理论来自后结构主义人文学者福柯、特瑞莎·德·劳拉提斯（Teresa de Lauretis）、芭芭拉·约翰逊（Barbara Johnson）、德里达、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玛莎·米诺（Martha Minow）、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丹尼斯·莱利（Denise Riley）和霍米·巴巴（Homi Bhabha），以及马克思主义批评家T.J.克拉克（T. J. Clark）和詹明信。此外，还有一位历史学家夏蒂埃（Roger Chartier）、两位社会学家南茜·乔多罗（Nancy Chodorow）和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两位人类学家格尔茨和米歇尔·罗萨尔多（Michelle Rosaldo），以及一位政治理论家卡罗尔·佩特曼(Carole Pateman)。虽然斯科特的理论参考文献和亨特的一样，主要来自人文学科领域的学者，但她的参考文献绝大多数是后结构主义者，而亨特的参考文献包括伯克、弗莱和贡布里希等古典人文学者。此外，女性主义理论家在斯科特的参考文献中非常突出，占了总数的一半。相比之下，只有一位女性主义者（苏珊·苏莱曼）出现在亨特的参考文献中。这些惊人的差异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人文学科的根本分歧，当时，女性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都激烈地挑战着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这些参考文献表明，斯科特的著作包含了对历史思想的后结构主义认识论批判，亨特不同意这一点。显然，截然不同的文学理论可以被引入历史，并产生非常不同的结果。具有启发性的是，斯科特和亨特的理论参考与我的过渡性著作《法国的工作与革命》（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1980）的导言中的理论参考完全不同。我引用的理论来源是五位人类学家——格尔茨、大卫·施奈德（David Schneider）、特纳、马克斯·格拉克曼（Max Gluckman）和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此外还有两位哲学家福柯和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和四位历史学家E. P.汤普森、罗纳德·因登、尤金·热诺维斯（Eugene Genovese）和伊丽莎白·热诺维斯（Elizabeth Genovese）。这些引文与亨特和斯科特的引文之间有着显著的区别，那就是人类学家的比例要高得多，没有文学批评家或女性主义者，而且（令我吃惊的是）在所有学科类别中，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比例更高（根据我的计算，我引用的11人中有5人，而斯科特的18人中有2人，亨特的14人中没有）。因此，看似平行和大致同时的文化转向路径在其精细结构上可能有很大差异。但是，与此同时，这三个例子都说明了历史的认识论前沿发生了重大转变。如果说新社会史由定量社会科学中的方法和认识论来定义，那么80年代形成的新文化史就是由大规模移植人文学科的方法和认识论来定义的。就连像我这样在文化转向中走了一条相对社会科学路线的人，也需要借鉴人类学家和哲学家的理论，不过几乎没有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事实上，唯一被我们引用的社会学著作是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1912）。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声称这本书是奠基之作。此外，即使是那些主要借鉴人类学来实现文化转向的历史学家，也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日益被文学研究定义的知识世界。格尔茨研究巴厘岛斗鸡的论文是影响历史学家最广泛的人类学著作。（译注：参见格尔茨《深层的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收录于《文化的解释》一书）这篇论文因将文化作为文本的概念引入人类学而闻名。诚然，格尔茨的文本阐释模式主要来自阐释学或新批评。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成年的这一代人类学家中，有许多人（包括格尔茨自己的一些学生）越来越被后结构主义形式的文艺理论吸引，这种形式的文艺理论在英语、法语和比较文学系占据了主导地位。当人文学科的前沿在20世纪80年代初被打破时，许多进入历史的理论都是后结构主义理论。随着与文学的联系的增加，福柯、德里达和拉康成为历史圈中了令人神往的名字。福柯对历史学家的影响尤为显著。我相信，福柯的显著地位源于一个明显的事实，即福柯不像德里达、拉康和他们的追随者，福柯一直在研究历史主题。此外，福柯关注边缘群体，关注话语（discourse）、权力（power）和不平等（inequality）之间的关联。福柯所关注的内容，与社会史学家“自下而上”的史观相吻合。如果说格尔兹人类学的阐释学方法突破了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认识论，那么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涌入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这种突破，使得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结合变得难上加难。换言之，20世纪80年代，文化史迅速崛起。与此同时，文化史认识论与社会史认识论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社会史的发展被女性史或性别史（用现在很多人喜欢的说法）的发展飞速推动。80年代，女性史很容易成为历史研究中政治上最激烈、知识上最富创造力的领域，主要归功于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在70年代有组织的努力，这些学者在80年代大量涌入历史系，并且很多事女性，这与前几十年相比，是非常显著的变化。因此，女性史也是该学科中发展最迅速的领域。20世纪70年代，女性史看起来很像社会史的分支，侧重于记录以前被忽视的一类人（女性的经历），并特别关注女性特殊社会和经济负担的结构性来源。但在20世纪80年代，女性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受到女性主义哲学家和文学学者的影响（如上面讨论的琼·斯科特），开始探索现代女性主义运动内在的激进认识论后果。女性主义挑战了所谓“最自然”的社会区分（男/女），并认为性别是偶然的、容易被重新定义的概念。因此，正如琼·斯科特所说的那样，历史学家的问题不在于记录女性的独特历史经历，而是破译性别差异，更具体地说事性差异本身的建立、维持和转变过程。在这一努力中，文学理论所提供的资源被证明是非常有价值的。这种对核心文化范畴（性别）的批判性、解构性历史分析，无疑有助于激化整个文化史并为其注入活力。这种影响在种族、性别、殖民主义的历史中尤为明显。这些领域的研究既保持了政治上的激进主义，也保持了概念上的创新，这也是80年代以来性别史的特点。当然了，社会史，乃至定量社会史都没有消失。不过，社会史从70年代历史专业中的霸权地位迅速下降到知识界的边缘地位，速度令人咋舌。部分原因是许多最有前途的社会史学家自己也完成了文化转向，不再能对文化史的兴起做太多抗争。带有文化色彩的性别史兴起了，大量女性攻读研究生，获得教职，文化史迅速成为历史学科的主要增长点，吸引了最优秀的学生。可以说，1989年出版的《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亨特主编）标志着文化史已经明确地取代了社会史在之前十年取得的霸权地位。我是文化史领域的先驱者，人们可能期望我对文化史的崛起感到兴奋。毕竟，这种胜利的速度和彻底性相当令人振奋。就在1985年，我还确信我剩下的学术生涯将致力于文化史。然而，我越来越担心，文化史对社会史的胜利也许太容易了，具有相当力量的社会史方法论被毫无阻力地放弃了。重要的概念，尤其是“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这一基本的社会史概念，几乎被毫无争议地放弃了。在我看来，文化史在很大程度上不用再劳烦处理社会史的基本问题。相反，它能较为随意地否定它们。尽管取得了所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尽管历史继续具有活力和政治意义，但在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并向我们提出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时，历史学科却发现自己失去了武装。我担心历史会变成这样。事实上，这是一个令人恼火的悖论。就在历史学家愉快地摒弃“结构决定论”的时期，世界资本主义结构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社会世界的形态。我将在下面详细阐述这一点。鉴于我们在21世纪初所面临的政治和知识挑战，我认为，抛弃社会史的概念和方法遗产只会给自己带来危险。但是，社会史的成如何，以及为何如此迅速地被抛弃的呢？我注意到，文化转向涉及对社会史天真的客观主义的反对，不赞同社会结构在本体论上先于思想和行动，不认为各种形式的硬数据能提供了触及这些结构的特权。反对客观主义偏见的关键论点在于，证明硬数据文献本身就是需要阐释和批判的文化产物。再一次，琼·斯科特的著作代表了一种思维模式的象征，我认为这种思维模式在历史的文化转向中广泛存在。在一篇最初写于1984年、最终被纳入《性别与历史的政治》一书的文章中，斯科特对19世纪中期巴黎的工作情况进行了统计学研究，并对其进行了出色的政治和文化解读，将统计本身视为话语，而不是将它们产生的数字作为关于社会生活的客观数据。斯科特认为，研究采用的性别范畴由特定的性别政治所构成，不是客观的。她对正常实证主义研究程序提出了毁灭性批判。她指出，“历史学家寻找无可指摘的数据”，对报告“照单全收，纳入历史文件而不对其范畴和阐释提出质疑”。她认为，这样的程序有双重缺陷，因为它既“延续了某种对经济学和统计科学的看法”，又“使历史学家成为另一个时代的政治中不知情的一方”。这并不意味着斯科特对统计报告作为历史文献的效用提出异议。相反她断言：“我反对对它们简单化的实证主义利用，而主张对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进行更全面、更复杂的概念化；主张对统计报告进行探究和背景化的解读；换句话说，主张结束将统计报告与其他类型的历史文献分开了。”但是还有一个斯科特没有触及的问题。一旦研究的范畴已经受到了批评和重新阐释，数据报告是否可以以统计学的方式批判地使用？斯科特成功从文化角度解读了作者的心理范畴和政治策略。但是，文本中收集的信息是否也可以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解读，从而揭示出报告表面上所涉及的巴黎工作世界的其他特征？因为我从来没有使用过有关的统计文本，所以我无法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可能研究数据以如此彻底的意识形态范畴呈现，以至于没有办法利用它们来探究它们声称代表的生活世界。但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由斯科特提出的，她在早期的著作中进行了极其复杂的、批判性的定量分析，这充分佐证了历史的文化转向的认识论假设。如果说社会史倾向于将量化数据作为唯一的客观数据，那么反过来，文化史（至少在其后结构主义的模式中）似乎否认了文本中存在的、话语结构之外的任何现实情况。最重要的是，后结构主义（尤其是德利达式的后结构主义）使社会史证据所依据的、未经反思的现实主义显得特别幼稚。它告诉我们，我们用作证据的所有文本和文本类似物，就像斯科特的统计调查一样，都必须经过敏锐的批判性解读，而许多曾经被认为可以用作直接证据的东西，最好当成是另一层次的文本性参考。文本的“不可知性”（“undecidability”）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无止境游戏，使得文化史学家极其谨慎地去面对社会结构、社会力量、生产方式或阶级关系等文本逻辑之外的事实。因此，文化史学家觉得，他们可以自如地提出，过去往往是话语的过去，而且首先是那些容易以文本形式出现的话语形式的过去。文化史家对文本之外的社会讳莫如深，这种做法使得文化史不再囊括新社会史中的那些重要问题，例如财富的分配、经济发展的动力、土地持有和就业的变化模式、人口结构以及地理上的集中和分散模式。与此同时，我认为，文化史学家对富有象征意义的人工制品（artifacts，通常是文本）的偏爱是可以理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目光也倾向于从穷人和无权者（他们是新社会史最喜欢的对象）转移到那些更受宠的范畴，他们有可能将他们的想法写在纸上，他们的文献更有可能被保存。后结构主义认识论对了解、代表穷人之所想持有怀疑态度，加剧了这种远离社会边缘人的趋势。因此，朗西埃表示，19世纪的法国工人诗人和知识分子曾被认为是在代表工人言说，但他们自己却逃避那些他们美化的劳动，进而使著作的意义受到怀疑。更为激进的是，斯皮瓦克表示，无论我们如何努力，我们都无法替印度的属下阶层（subalterns）说话。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工人、农民研究到80年代以来的资产阶级研究，这是欧洲历史学的趋势。为了不让人觉得我在责备别人放弃穷人和被压迫者，让我谈谈我自己。我的研究轨迹始于对马赛工人阶级的研究，然后转向对有文化的工匠及其与激进知识分子的政治和知识关系的研究，最近又转向对“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宪法理论家西耶斯（Abbé Sieyes）的、高度文本化的研究。但是，抛开我自己的轨迹不谈，我担心目前的纯文化史形式非常不合时宜，因为它出现在资本主义于世界范围内发生根本转变的时期。国家控制自己命运的能力不断下降，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国家提供的福利普遍减少，所有这些都被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话语有力地推动着。不知何故，当社会和经济结构中特别强大的变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得越来越突出时，我们文化史学家不仅不再与这些结构进行斗争，甚至不再承认它们的本体论现实。在这篇文章的下一节，我试图提出，历史的文化转向本身与过去三十年的社会经济转型存在因果关系，据此，我将强调历史学家面临的问题。如果我们历史学家希望参与未来伟大的政治和思想斗争，试图从世界资本主义的巨无霸和所谓自由市场经济的霸权中重新获得有效的政治与社会能动性，那么，我们一定需要了解社会史中的认识论和政治纠葛。诚然，任何一个从社会史转向文化史的人，包括我自己，都可以发明一个本质上“内在主义”（“internalist”）的故事，讲述文化史在知识和哲学上的优势，以及这种优势如何致使文化史不可避免地替代了知识上不充分的社会史。事实上，我在上文已经把这样一种叙事勾勒出来了。但我认为，我们有理由对任何纯粹的内在主义者及其说法保持警惕。首先，这样的叙事是在说，社会史范式或多或少已经陷入了知识枯竭。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是今天，社会史研究项目中仍有许多重大问题有待解决。数据文献也当然没有减少。就在历史学家逐渐放弃定量分析的时候，个人电脑的发展使这类研究变得容易许多。到了20世纪90年代，一个拥有最新笔记本电脑的研究生就可以计算，比我在20世纪70年代手握两、三个研究助理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大笔拨款时容易许多。此外，在新社会史模式下，优秀的研究仍在继续，但越来越多的是由历史社会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来完成。自从历史学家基本上不再研究定量历史以来，在我自己的“法国大革命”研究领域发表了三篇关于新型社会历史模式下的定量研究成果，分别是马克·特劳戈特（Mark Traugott）关于1848年巴黎革命的著作（1985），罗杰·古尔德（Roger Gould）关于“巴黎公社”的著作（1995），以及约翰·马尔科夫（John Markoff）关于“法国大革命”中的农民的著作（1996）。这些专著表明，通过定量分析，学者仍然可以作出开创性的历史发现。历史学家没有穷尽新社会史的各种可能性，他们只是由于一种完全不同的秩序而回避它。其次，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忽略了一个事实。20世纪80年代，正是历史学的文化转向之时，对文化的兴趣广泛提升，可以说是“文化热”，席卷了人文学科的广泛领域。在文学研究中，主要方法是使用现在占主导地位的后结构主义理论范畴来分析文学经典之外的文本和文本类似物——通俗小说、科普写作、电影、新闻、电视、博物馆、广告、嘻哈。总之，它们是“一般的文化”。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文化研究这个新的跨学科（有些人会说它不是学科）领域在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大学里爆炸性地增长。即使像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这样的领域，其主导的科学主义长期以来使它们非常抗拒认真对待文化，但现如今也有专门研究文化的子领域了。事实上，文化已经成为美国流行话语的一个热门词汇。打开电视新闻或国家公共广播，很难不听到一些评论员对“硅谷的商业文化”或“参议院文化”进行论证。而关于文化特殊性价值的政治主张——特别是在种族和民族问题上，也是无处不在的。尽管我们历史学家可能愿意认为，我们采用新的问题和方法是因为它们在知识上具有优越性，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进行文化转向时，我们实际上是被某种更大的社会力量裹挟着。我认为，马克思主义评论家詹明信和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提出的论点非常有参考价值。20世纪80年代，他们认为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和知识应该被理解为对世界资本主义形式的巨大而系统性转变的反应。1984年，詹明信写道，后现代主义具有无深度、空间迷失、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界限崩溃、历史感丧失等等特征。他在绘画、雕塑、文学、电影和建筑中都察觉到了这种感觉。他认为，后现代主义者较早地找到了在艺术中表达“感觉结构”的方法，这种感觉孕育于“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的新兴逻辑。詹明信把“晚期资本主义”的起源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几年后，大卫·哈维试图说明政治经济结构的更具体变化，尤其是资本主义当前一轮“空间在时间里湮灭”(“annihilation of space through time”)的无数影响，这让后现代主义美学和哲学观点变得可信。虽然詹明信和大卫·哈维都特别关注后现代主义的感觉，但我相信他们的论点也与20世纪80年代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的广泛文化转向高度相关。许多观察家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福特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瓦解，并逐渐被一个截然不同的体系所取代。哈维将这种新体制称为“灵活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但这只是人们提出的众多术语之一。事实上，许多学者只是简单地给这种新经济体制起了个“后福特主义”的绰号，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绰号。新旧体系之间的过渡可以很容易地追溯到1973年，那一年发生了“石油危机”，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出现了滞胀，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彼此结合，凯恩斯主义已无法补救。过了许久，新体系的轮廓才浮现出来。目前世界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治理形式是否已经形成了一种与它所取代的福特主义体系相一致的东西？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尽管如此，新兴的资本主义形式和它的福特主义前身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这一点没有太大争议。我在这篇文章里谈论了四十年的历史，在这里我们经历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性质的划时代转变。我认为，在解释这几年的历史思想史时，必须考虑这一重大的转变。哈维将80年代出现的资本主义形式称为“灵活积累”，以表明它与50年代和60年代盛行的福特主义体系之间的关键对比。福特主义在70年代初已经沦为丧失功能的“僵化”体系。与战后经济繁荣时期占主导地位的高度官僚化和垂直整合的公司相比，公司制度在70年代的长期经济危机中转向了裁员、外包、分包，以及越来越多地使用临时雇员和商业顾问，这些举措使他们能够更灵活地应对需求、供应和技术的变化。数字编程工具和基于计算机的设计的引入，使企业能够从大规模生产转向小批量、更利基的生产。因此，资本的周转时间已经大大缩短了。在消费部门，设计和广告已经成为商品生产的日益核心，缩短了“时尚周期”的轮变。在所谓“后福特主义”时期，广告和设计通过利用众多消费生活方式，努力使消费者的口味多样化。这种设计、广告和生产的有效结合，使得文化和经济之间的任何区别都更加难以维持。同时，娱乐业（电影、戏剧、体育、奇观和旅游等等）已经成为经济的主导部门之一。运输和通信技术的进步，特别是集装箱运输、电信、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展，使公司越来越具有跨国性质。跨国公司采用了全新的空间分工形式，越来越多地将生产设施安置在低工资国家，而设计、管理和金融职能则分散在美国、日本和西欧等富裕国家。劳动力、资本和商品市场的日益国际化，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极大地增加了全球金融投机的机会。与此同时，使实时全球交易成为可能的新兴信息技术和新兴金融产品导致了金融市场的爆炸，各地的生产者越来越多地受到期货市场短期逻辑的支配。利润肥厚的金融业也越来越离岸，也就是说，即使是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政府也不可能对这个市场进行有效的控制或监管。世界市场（即全球离岸金融产业）越来越决定着公司、产业、阶级、地区和整个国家人口的命运，而不能指望个别民族国家的政府进行有效干预。当然，这整个转变过程由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巨大转变推动，这个意识形态就是经济新自由主义。无论是“撒切尔-里根主义”还是“克林顿-布莱尔主义”，都是这样，它们要么将社会民主话语从该领域扫地出门，要么像德国和法国那样，把社会民主变成防御性的（defensive）控制行动。因此，与福特主义时代的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不同，“后福特主义”国家要么不愿意，要么无法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规划经济活动。当代国家倾向于将自己限制在国家或地方资本的定位上，以便在全球市场上参与有效的竞争——例如通过选择性放松管制、减税、削减昂贵的福利开销、限制劳工运动。这些经济调控方式的系统性变化对人们日常社会经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只举几个例子：第一，在过去的三十年间，随着资本和信息的地理流动性急剧增加，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潮，特别是从亚洲、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贫穷国家到西欧和美国的移民潮。这种迁移既发生在社会的底层，也发生在社会的顶层。例如，贫穷的墨西哥人和北非人在工厂和卑微的服务业找到了工作，印度的程序员和工程师也找到了工作。这导致了西方城市惊人的、世界性都市结构的出现，以及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所称的“全球人口景观”（“global ethnoscapes”）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和民族共同体的边界不再重合，比如印度崭露头角的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运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蒸蒸日上的印度社区。第二，“全球城市”是指在松散的世界经济中，作为特别密集的交流和控制节点而出现的大型都市群。这些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把制造业甩在了身后，转而争夺最赚钱的金融和商业服务公司、最有才华的管理人员和“信息”技术专家，基于文化生活方式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城市美化、艺术区和与之相关的波西米亚文化的发展，以及诸如歌剧院、交响乐团、剧场、画廊和博物馆等“高雅文化”机构，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经济中维持结点的标志和手段。此外，这些全球性都市往往具有最高层次的、最复杂的跨国种族多样性。第三，曾经组成福特主义体制的工会在各地都丧失了权力。在美国，工会曾在上世纪80年代遭到里根派共和党人的正面攻击，工会成员也出现了毁灭性的溃散。在过去的三十年见，工人的实际工资基本上停滞不前，而非常富有的人却越来越富有。在职业等级社会的各个层次上，人们的工作安全感都在下降。福特为经理和生产工人明确界定的职业阶梯，已经越来越多地被一种“职业流浪汉”所取代——他们频繁在公司间横向流动、做临时工、频繁参加培训、自主创业、职业转变，等等，这些正在成为常态，甚至对中产阶级员工来说也是如此。第四，这些经验的转变与话语的转变交织在一起，并被话语的转变强化。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来，学者不断地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一个新世界，旧有经济模式已经被取代。他们说，我们身处在一个创业的时代，当代全球的人口流动和思想流动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云云。90年代末，“互联网”泡沫的破裂平息了“新经济”的喋喋不休，人们曾经认为“新经济”可以在不产生实际收入的情况下创造财富。然而，时至今日，说我们身处“新世界”的夸张说法仍然存在。经济和社会关系变化的经验在过去二十年里被一些话语放大了，这些话语告诉我们，新的、灵活的关系特别重要，就像福特主义时代的话语放大了我们对社会经济关系稳固性和标准化的感觉。因此，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职业实际上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具有创业精神（这肯定是事实），但福特主义时代的职业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不稳定，而当前时代的职业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稳定。我们所经历的变化既是社会关系变化的产物，也是我们理解这些关系的文化精神的变化。我认为詹明信和哈维的观点是对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和经济形式经历了动荡，这种具有时代意义的增长是后现代主义感觉的一个基本来源。但是，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只是对我们社会微妙而普遍的转变的一系列可能反应之一。从福特主义到“灵活积累”的转变，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学术文化转变浪潮的背后原因。在生活的规律性和可预见性方面，我们经历的衰退确实使社会结构看起来远不那么牢固和确定了，“多数”文化变得相对化，信息和审美在经济生产中的地位不断增加。无疑，这些都使我们有理由确信，把我们的世界理解为文化的建构可能会有好处。因此，从社会史到文化史的转变一定程度上是对当代世界中我们生活经历的结构性变化作出的反应。过去三十年社会关系的动荡当然没有阻止社会思想的任何具体变化，但它确乎让强大的“结构决定论”在所有方面都变得不那么可信了，并且还促使思想家在不同知识立场和认识论层面上把目光投向更微观的、基于行为者的阐释模式。就这样，社会理论开始广泛关注能动性和行动（action）的问题，社会学发展出社会网络（socialnetwork）的方法论，福柯“权力的微观物理学”（Microphysics of Powers）盖过了国家权力，微观经济学赢过了宏观经济学，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理论在政治学和哲学中兴起……与后现代主义和各种学术文化转向一样，所有这些极其多样化的思想运动都可以被解读为对于因近年世界资本主义转型而出现的社会关系的反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思想运动中的某一些（微观经济学、理性选择和社会网络方法论）是高度数学化的、实证主义的。无论如何，我相信，我和我的社会历史学家同行在进行各种文化转变时，我们的思想受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新形式对生活本身造成的微妙而普遍的变化的显著影响。我相信，在我们进行文化转变的那段时间里，我们意识到了正在崩溃的福特主义秩序，但没有意识到新兴的全球化“灵活积累”秩序。作为20世纪60年代的反叛者，我们自认为在反抗当时支配着美国大公司的社会决定论体系。我们大多数人可能会同意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在当代社会，人类自由的可能性逐渐受到威胁，这种威胁来自“不断扩大的、对自然的技术控制，以及通过社会组织对人类及其相互关系的趋于完善的管理”。20世纪60年代，作为政治上的激进分子和反主流文化的参与者，我们满腔热血地试图通过自己的任性行为，否认企业社会秩序中某些压迫性的决定论。几年或十几年过去了，我们开始反对社会史的实证主义研究策略，开始研究社会世界的文化建构。这个时候，我们依稀地感到自己解放了历史学者，并且间接地从沉默的社会和经济决定论中解放出来，因为这种决定论无法认识到人类的创造力。我可以证明，那确实是一种解脱。但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努力似乎在政治上与社会经济现实脱节了。我们对社会历史中福特主义的攻击，是到了福特主义社会调节机制本身垂垂老矣之时才发起的。强度和激进性因学术界的女性主义浪潮而加剧，这一浪潮基于一场政治运动，在其他60年代的运动消退后仍保持着活力，而且它有自己的认识论。因此，当哈贝马斯发表上述观点的时候，文化史学家却在踢开福特主义社会决定论的大门。日渐兴起的、更加无政府的社会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地由市场力量决定，而不由体制管理决定。福特主义的社会组织正在被重组为企业家的网络，而经济生产本身也越来越成为符号的游戏。因此，60年代进行文化转向的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政治文化事业并不完全适合它所发生的环境。我认为这并不可耻。毕竟，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就连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也开始认为，1973年以来的经济问题标志着资本主义的重大重塑，而不仅仅是商业周期的又一次迭代。这样的全球经济重组零零星星，很难把握，直到这些碎片开始形成某种体系。可以想见，在一段时间之内，我们这些不是当代政治经济学专家的人还会继续把旧的模型留在头脑中。我相信，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安娜堡与约翰·厄里（John Urry）和鲍勃·杰瑟普（Bob Jessop）讨论的时候，我第一次开始意识到，世界经济结构本身可能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旧模式也不是知识工作的障碍。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尽管女性主义在思想上取得最深远突破的时期，但与此同时，哈贝马斯在这些年里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有一定影响力的哲学。哈贝马斯的哲学正是基于福特主义的假设，即生活世界正日益被“体系”所殖民。此外，福特主义的社会科学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早期仍然活跃，即使福特主义的经济监管体系正在崩溃。事实上，正如斯坦梅茨指出，福特主义社会学似乎仍然存在，而且活得很好，尽管它不再像以前那样主导和自信了。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对抽象经验主义的批判和阐释方法的发展仍然必要，在今天，这种必要性也依然存在。我想明确指出，我仍然是文化转向的坚定倡导者。但与此同时，我认为有必要认识到，这种文化转向也由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兴逻辑以一种我们根本无意识的方式推动着。文化史颂扬所有社会形式的可塑性，作为对福特主义社会决定论以及对性别和种族根深蒂固的社会决定论的批判，这种做法具有很好的政治意义。但在“灵活积累”的资本主义制度背景下，它的批判力量要模糊得多。事实上，在文化转向和当代资本主义形式之间有一种不为人知的、令人不安的共谋关系。在我看来，文化史对社会经济决定因素缺乏兴趣，甚至有效地否认社会经济决定因素。可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这种决定因素如此明显地在世界中起作用，这可能会使我们丧失能力。我认为，对这种共谋的批判意识，才是今天头脑清醒的历史研究所需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的必要条件。确切地说，这种批判意识可能意味着什么？这显然是一个值得讨论和思辨的问题。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个观点，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我们对社会历史的普遍抛弃。正如我上面所言，文化史在没有太多争论的情况下取代了社会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社会史学家自己转向了文化，因此没有提出任何思想上的阻力。然而，一些社会史的优点仍然像以往一样重要。例如，社会史坚持研究普通人的经历，它的民粹主义偏向也很重要，似乎与当代世界经济和政治不平等的背景高度相关。诚然，多种因素决定了我们远离穷人和弱势群体，这既是我们日益增长的历史学对丰富文本文献偏好的结果，也是我们对群众运动的失败感到失望的结果。例如，“第一世界”的劳工运动因生产过程向边缘地区逃逸而处于守势，“第三世界”的农民运动因农民在农业全球化中的边缘地位而被消灭。但是，当下持续恶化的不平等现象难道不应该引发我们对过去和现在的被剥夺者产生同情和好奇吗？同理，社会史认为定量方法是历史学家工具包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说法仍然有道理。确实如此，因为量化给了我们重要而独特的方式，我们才能访问历史经验，否则我们接触不到那些没有记录的普通人。但是在当前这样的时刻，关注数字证据似乎特别重要，因为世界正被看似匿名的、没有计划的结构迅速改变，如果不借助严肃的统计，这些结构变化就无法被识别，更不用说阐明了。制造业、服务业在当代欧洲和美国的城市快速位移，这种变化改变了工人阶级和精英的性质。外汇期货交易飞速崛起，使整个国家（如1998年的印度尼西亚和2002年阿根廷）因全球性的货币投机而突然陷入贫困。数字对于当今把握如此重要的基本过程具有不可否认的重要性，这应该让我们怀疑，定量对于把握过去的历史变革是否也同样重要。最后，社会史始终认为，社会经济结构和过程影响深远。在令人困惑和矛盾的20世纪70年代，人们似乎可以想象经济决定论是一种幻觉。但过去二十年已经清楚地表明，我们所有人都处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强大重组之中，经济形式和力量的变化对当代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回到任何经济决定论的粗糙概念。毕竟，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转型本身由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变化和想象塑造。但是，它当然应该重新激活现在和过去的生活世界与生产、交换和经济管理形式的关系问题。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某种形式的社会史似乎和以往一样重要。我们有理由认为，我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认为的人。像往常一样，我自己的思想变化似乎或多或少地与其他历史学者的想法相一致。林恩·亨特有一种天赋，可以嗅出历史学家“时代精神”（Zeitgeist）的变化，他最近与维多利亚·博内尔（Victoria Bonnell）一起编辑了一本新的文集，题为《超越文化转向：社会与文化研究的新方向》（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新文化史》出版十年之后，亨特又编辑出版了《超越文化转向》，这本书的内容比较矛盾。博内尔和亨特在他们的介绍性文章中指出，文集中的作者“都受到了文化转向的深刻影响”，但“拒绝接受最激进的文化主义或后结构主义形式对社会的抹杀”。无论如何，我和其他赞同我观点的人都不主张回到70年代，回到那时的社会史中。我并不希望复兴新社会史那种不加批判的客观主义，复兴它对定量数据的偏好，复兴默许的经济决定论，复兴对意义问题的盲目性。正如我在70年代的信念一样，我仍然相信，在知识的层面上说，文化转向本身对历史研究而言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发展。在我看来，我们目前面临一种紧迫的知识任务——重新获得一种更有力的社会意识，但要在文化转向所开辟的认识论领域里去做。